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宛晨以魏德米勒中国的经验举例，认为中国制造业可以利用好IT、通讯、未来的物联网这些机会弯道超车。中国在IT技术应用、互联网通讯这一块处于世界先进水平，这意味着中国不用再重走发达国家的老路。他认为其中孕育着很大机会，中国和发达国家第一次处于同一个起跑线上。20年后二次创业魏德米勒进入中国已经20年，宛晨认为现在是二次创业的阶段，他必须想办法让企业变得大而不笨。宛晨说，虽然魏德米勒过去20年在中国实现了高速发展，成为行业的领头羊之一，但对他来说中国市场的占有率绝对值依然不大，他面前还有广阔的市场。宛晨提及魏德米勒在中国20年的发展历程，认为魏德米勒最宝贵的经验是跨国企业如何实现中国化。宛晨认为，只把制造环节放在中国的企业并不能算是本土化，关键是研发决策是不是放在中国，中国能不能开发全球首创的产品，有没有独立研发的产品线；另外作为外资企业，能不能满足中国客户的特殊需求；高管是不是内部提拔、员工能否保持稳定性，这些都需要中国分公司有决策权，以及独立自主的研发能力作为保障，也是宛晨认为魏德米勒进入中国20年来最让他自豪的成就。魏德米勒中国今年前三个月的业绩实现了逆经济趋势的强劲增长，和通讯行业及铁路行业的发展趋势是分不开的。今年很多传统行业，比如自动化产业市场都不太好，但通讯行业正在以每年50%到100%的速度递增，行业爆发的趋势挡都挡不住，比如华为。从横向来说，提前介入到华为这样的企业在全球的发展，多个行业平衡布局，多元化业务之间形成互补性是魏德米勒实现逆增长的方法之一。而宛晨同样关心纵向产品深度的开发，在他看来，魏德米勒不能停留在联接件产业链的金字塔顶端，面对踏足尚浅的中国细分市场仍然有无穷的可探索空间。对他来说，未来实现在中国的创新是如何想在客户前面，用户已经习以为常的产品里是否可以通过一体化解决方案来做优化，去掉那些不需要的零部件，甚至满足像特斯拉这样的要求高度定制的企业需求。目前解决方案业务在魏德米勒中占比还较小，毕竟从传统意义上来说魏德米勒是个零器件供应商，但是宛晨寄希望于在2020，他希望那时解决方案能够占到20%左右的份额，这也是一个重要的新增长点。在中国优秀的企业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宛晨希望魏德米勒能够成为他们重要的合作伙伴。国内一些优秀的企业谈到未来技术平台的构建时，谈论的已经是联接技术的标准，这些企业希望今后它的联接技术的标准和别人是不一样的，是更先进、更加智能的。这意味着魏德米勒将和这些企业登上同一辆战车，共同进退。宛晨认为，未来二十年内制造业将会有几个重要的趋势，满足特斯拉这样的高度定制企业的需求是一个，设备之间的融合是另一个，这可能将带来许多技术的淘汰，在联接件领域可能有危机，也蕴含着机会。魏德米勒做的是联接件生意。宛晨说，这个行业就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基础技术行业，别人讲起来没什么，说到底就是一个联接件，但在这个基础得不能再基础的领域，全世界的企业比较一下，中国企业排名还非常靠后。宛晨认为，今天中国制造业面临的问题是几年前就可以预料到的。原因是绝大多数中国制造企业长期以来以量取胜，以价取胜。到一定阶段这种状态是不可持续的，随着经济的发展，毫无疑问成本将不断上升。此外长期的低成本导致没有人注重创新劳动生产效率和对环境的污染，在以压低成本取胜的盛宴过后，不可持续性的问题就显现出来了。走德国之路对比德国，从2008年金融危机到现在，全球受影响最小的是德国。宛晨回忆2009年的时候德国也受到了重击，但是迅速反弹，而且这种反弹不是昙花一现，是一直在往上走。宛晨认为这说明德国的经济是非常实体化的。在德国，中小企业占到绝大多数，是经济的主流，经济的核心在于实体经济。在德国，高中开始研究型教育和技术型教育就已经做了区分，拥有成熟、庞大的技术工人队伍。在前几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宛晨曾经接受一些德国记者的采访，德国记者最关心的问题不是中国会不会从德国挖走工程师或者科学家，而是担心中国会不会从德国大量招聘技术工人。这反映了在德国人看来，庞大的技术工人储备才是德国的核心竞争力。在很多B2B领域，走到行业顶端的时候，德国的企业出现了。这些企业经营时间很久，规模都不是很大，但是在全世界的地位和品牌无可动摇。因为德国企业专一在一个领域里研究核心技术，只做核心技术的结果就是任何人都得依靠它。宛晨认为，在中国，制造业目前还停留在以拷贝而不是创新为主，他感觉中国在最基础的制造业上没有沉淀下来，没有仔细琢磨技术。在基础的制造业里其实有很多创新，但是中国企业满足于拷贝，能用就行，做企业首先追求快速成长，然后做大，想多赚钱就多元化发展，想办法把公司做成上市公司，最后是“玩”资本。 宛晨认为如今中国经济靠美国这样大量虚拟化的路是不行的，以前中国市场太好了，企业不成长也不行，有“劣币驱逐良币”效应，而如今退潮了，很多企业却发现“根”没了。况且中国和美国的情况都不一样。他认为中国短期内还做不到美国制造业的程度，同样的幅员，美国只有五、六分之一的人口，包括美国技术先进性的积累和深入骨子里的创新文化，这种冒险精神、企业家精神，不是中国十年、二十年就可以追得上的。从个人财富积累的角度，美国的做法也许是个捷径，尤其是在过去的十到二十年那么一个黄金时期，但是中国的基础和作为一个人口大国，是要靠深耕细作的实体经济的。让钱回到制造业宛晨曾经问一些企业负责人，中国核心技术没有人做，你们为什么不做？该负责人回答说，做了就是找死，相当于把钱砸水里，搞别的东西赚钱多快。宛晨认为，国家必须想办法给出政策导向，让投入制造业的资本能够赚钱，尤其是扎扎实实打基础的制造业，核心的技术。未来中国想造的大飞机、航母，这些项目都要靠很基础的东西去支撑，而这些都需要有人潜下心花十年、二十年坚持不懈的投入，要让这些人看到回报，否则资本永远是逐利的。以前赚钱太容易了，钱投到房地产或者金融里面，跟制造业的利润天壤之别，而现在资本的短期逐利效应已经没有以前那么方便了，这会形成挤出效应，逼迫一部分资本重新回归制造业。宛晨认为这是危机里的一个好事，传统制造业每年的回报率没有那么亮丽，但持续稳定。宛晨认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政策已经解决不了现在的问题，需要整个社会形成对基础制造业的重视，甚至是尊重，这种文化要积累下来。中国作为人口大国，决定了中国不能摒弃制造业，必须以实体经济为主。但过去十年，产业空心化，GDP靠盖房子给堆起来的，这是危险的信号，资本必须回到制造业来。那么制造业必须赚钱，要让投资者看到赚钱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