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衡工業技術升級的雙重效應

  工業和信息化部近期表示，國家正推進5G升級和6G技術研究。我國5G技術已處于全球領先水平，并將繼續搶占信息通信技術創新制高點。“5G+工業互聯網”處于技術突破階段，在基礎設施布局建設、技術應用的滲透領域與應用規模、應用場景和終端產品拓展等諸多方面演進升級。在6G愿景下，跨地域、跨空域、跨海域的“空—天—海—地”一體化網絡將被構建，實現真正意義的全球無縫覆蓋。

  面對誘人前景，領先者必有其使命。我國“5G+工業互聯網”技術在世界領先，對全球工業信息化發展負有社會責任。特別是“5G+工業互聯網”對社會重大關切的響應，將決定技術升級的演化選擇和實際效果。

  經濟問題的主要關切從來都有經濟和社會兩方面。例如，亞當·斯密所著的《國富論》一書回答的根本問題，就是能否基于個人自利行為，實現國家財富最大化。此后，宏觀經濟學回答的主要問題，則是能否采取總量調控手段來實現充分就業。這都歸結于社會性關切，即不只是考慮個人或企業如何高效率“賺錢”“致富”，而是更關切個人或企業的謀利致富行為能否實現國民財富增長和社會福利增進。

  工業革命和工業化技術演進所產生的社會效應一向備受關注，一些現實矛盾也曾使人困惑。例如，機器的普遍使用會不會擠占工人的就業機會，導致更多失業？在相信科技進步具有增進社會福利強大作用的同時，也不能忽視社會效應的復雜性。技術畢竟是工具，市場經濟的動力也以工具理性為主導。因此，要以科學思維和理性行為使“工具”最大限度地運用于合意、積極的取向，避免或限制其代價與風險。

  工業技術同樣有兩方面取向：經濟效應和社會效應。經濟效應表現為具有工具理性性質，促進生產力提高，主要貢獻于增進間接福利，即交換價值；社會效應表現為民眾可以獲得的直接福利，即使用價值。前者有很強的利益激勵效應，但可能導致收入差距擴大；后者有廣泛的利益共享效應，但可能導致創新激勵不足。實踐中，如果兩者能夠互動融洽，相得益彰，就能有效推動技術進步，促進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

  “5G+工業互聯網”是當代工業技術進步的關鍵之一，必然要直面上述深刻關系。該技術的升級可以賦能眾多產業部門和行業領域，促進生產力普遍提高，同時增加經濟效益，孕育龍頭企業，增強資本實力，提升產業國際競爭力。該技術的普及還能促使知識共享、技能平民化，只要具有一般知識水平就可以運用高技術設備。還有不少新就業崗位被創造出來，例如快遞業、網約車行業等廣泛發展，吸納了眾多從業者。

  工業技術升級的另一重要表現是價格平民化，即使是高科技產品也可以較低的價格獲取。例如，盡管移動手機使用的技術高端，但幾乎人人有條件使用。又如，汽車越來越自動化、信息化，即便應用“5G+”技術，也擁有一般家庭可以承受的價格水平。擁有支付能力，就可以增加有效需求，為高技術產品發展提供市場條件。普及性、大眾化，是工業技術升級的親社會表現。高技術增進了民眾福利，反之，高技術也需要民眾來“養活”“養壯”。如果超越支付能力，不能形成大眾消費，就難以為技術升級持續供應養分。這是工業化特別是新型工業化時代，技術迭代升級的必由之路。

  總之，“5G+工業互聯網”的技術升級特征突出表現為：一方面，吸引更多資本投入、更多企業參與，推動技術進步，形成產能及盈利模式。另一方面，使“5G+工業互聯網”技術融入更多工業、交通、服務等領域，特別是向能夠直接惠及民生的領域推進，例如醫療、教育、養老等。越是民生福利供應不足的領域，“5G+工業互聯網”就越有用武之地，通過顛覆性技術變革，使全民共享。

  需指出的是，“5G+工業互聯網”的升級取向還要關切國情現實。我國經濟總規模巨大，國力強盛，但人均收入水平不算高，仍屬發展中國家。因此，工業技術升級更應體現經濟效應和社會效應的戰略權衡和路徑選擇的中國特色。

  （金 碚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