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实现“经济再平衡”，特别是如何加快国内经济再平衡的调整进程，即解决投资与消费失衡的突出矛盾，特别是要促进消费增长。这可能是明年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基调之一。
    眼下，中国应当加快国内经济再平衡的调整进程，即采取更有效的政策措施来化解投资与消费失衡的突出矛盾。这是因为，随着中国经济的稳步回升，我们将逐渐改变“用提高投资来对冲出口下降”的应急做法，“扩内需”的重任将落在促进消费增长上。这可能是明年中国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基调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经济再平衡的调整，是与“全球经济再平衡”的调整进程密切相关。随着全球经济步入“后危机时代”，如何解决全球经济失衡问题，便成为各经济体和国际组织关注的首要话题。
    其实，全球经济失衡问题在金融危机爆发前就早已存在，这主要是指中国和日本等出口导向型经济体的庞大贸易顺差与对应的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庞大贸易赤字。在欧美发达国家的视野中，全球经济失衡是导致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但事实上，欧美国家对财富的极度贪婪、金融监管的缺失及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等因素才是导致金融危机产生的真正原因，全球经济失衡只是危机的表象而已。
    当全球经济步入复苏之际，欧美等发达国家之所以会迫不及待地提出 “全球经济再平衡”的主张，主要是为了想恢复或继续对全球经济增长的主导权与话语权，以及达到自身经济的快速复苏，假借调整“全球经济失衡”之名，迫使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就范，以适应调整后新的经济平衡与增长模式。
    对中国而言，“全球经济再平衡”迫使中国首先必须解决宏观经济所面临的外部失衡问题，即通过降低出口或增加进口来解决巨额贸易顺差问题，同时经济增长动力也要从过多依赖出口转向更多依靠内需增长。
    中国经济再平衡的调整进程，让美国人看到了美国经济复苏的真正希望：重建后的美国经济必须增加出口和减少消费。这意味着，一方面，美国的需求收缩将导致外需萎缩，中国短期内改善外需的努力将落空；另一方面，美国为了增加出口，势必会对中国施加人民币升值的压力，甚至还会不惜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手段，对中国展开“贸易战”，以调整中美之间贸易的“不平衡”，最突出的案例就是“中美轮胎特保案”。
    但是，“全球经济再平衡”的调整进程对中国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此，还让我们认识到必须解决中国宏观经济所面临的内部失衡问题，即解决好投资与消费失衡矛盾。这是因为，尽管当前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已从对出口（外需）的依赖逐步转向依靠内需的扩大，但鉴于投资需求对当下GDP的贡献度过大，当高投资释放的产能仍然无法为国内购买力所消化时，如果外需依然不振，那么高投资必然会引起消费的相对下降，从而导致投资与消费失衡的矛盾更加激化，这将不利于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调整与转型。
    有鉴于此，眼下中国最需要做的事就是必须加快国内经济再平衡的调整进程，即加快解决投资与消费失衡的突出矛盾，特别是要促进消费需求增长，从而变“金融危机”为中国经济发展的良机。为此，我们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是加快投融资体制改革，逐步切换投资增长引擎。当下，靠政府投资单轮驱动经济增长的格局难以持续，也易产生一系列负面效应，如“国进民退”、产能过剩以及重复建设等。为此，我们需要放松行业管制，扩展中小企业融资渠道，启动民间投资，以逐步接替政府投资。
    二是建立以消费需求拉动经济的良性增长机制。主要以消费拉动的内在机制，可以使一国经济处于平稳健康的发展状态。为此，我们要加速推进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提高劳动者报酬所占GDP比重、缩小收入差距及提高居民总体消费倾向，并建立和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形成有利于居民消费增长的社会环境。
    三是积极推进产业升级。产业升级过程中不必放弃资本的集中化、密集化，尤其不能忽视人力资本的投入，并把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作为未来产业升级的主攻方向。
四是着力推进技术创新和制度变革。当下，产权的创新、制度体系设计都需要进一步改革；经济体制的改革也有待于进一步深化。
    可以说，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实现“经济再平衡”，特别是如何加快国内经济再平衡的调整进程，以此实现经济的可持续、有质量增长，并推动中国经济进入新的增长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