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电在中国已谨慎重启，安全发展如何保障?在今年全国两会上，来自核电行业的代表委员们指出，发展核电仍是重要方向，未来需加速技术的吸收创新、健全监管法规机制，才能牢牢把握核电安全“生命线”。

核电仍是重要发展方向

2011年，日本“3 11”地震福岛核电站受损。中国所有核电项目暂停审批，核电行业进行了全面检查和反思。

2012年10月，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能源发展“十二五”规划》、《核安全与放射性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及2020年远景目标》(以下简称《核安全规划》)和《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2011-2020年)》，提出稳妥恢复核电正常建设。2012年12月27日，田湾核电站二期工程正式开工建设，这是福岛事故后，中国首次恢复核电站建设。

“这些文件的出台，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对我国未来核电的稳妥发展起到非常重大的保障作用。”全国政协委员、国家核电技术公司董事长王炳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王炳华表示，发展核电对于保障我国未来的能源供给、调整过度依赖化石燃料的能源结构，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核燃料的能源密度大，经济效益高，与其他能源相比具有极大的优势。发展核电能够提升我国的装备制造业能力。最重要的是，核电作为清洁能源，能够改变目前我国能源结构中70%以上依赖化石燃料的现状。

技术消化再创新有待加强

毫无疑问，安全是未来我国核电发展的生命线。“核一旦出现问题，对社会公众的身体健康以及生态环境的影响非常重大。”王炳华说。

牵引生命线一头的是核电技术开发。《核安全规划》特别提出，未来我国核电站建设要采用“最先进的技术和最严格的标准”;新建核电站机组必须符合第三代安全标准。

业内人士认为，相比于目前全球范围内普遍使用的第二代核电机组，第三代机组能够提供更可靠的安全保障。目前，世界两种主流的第三代核电机组分别是AP1000和EPR机组。依据路线图，我国正在经历对这两种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过程。

据核电行业代表委员们介绍，在核电设备制造方面，我国已经取得重大进展。王炳华说，目前中国一重(601106)、中国二重等国内设备商已经成功掌握AP1000机组主要设备(如主管道、压力容器、蒸汽发生器等)的锻造技术。

但差距仍然存在。全国政协委员、国核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明弹曾表示，国内设备企业在第三代核电机组大型设备生产中的废品率比较高，未来应提高设备锻件生产的稳定性。王炳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则坦言：“软件是我们的软肋。我们在AP1000技术的引进过程中，从美国方面买了接近260个软件。在我国，设计平台和安全评审平台领域可以说仍是空白。”他表示，国家核电技术公司已成立了专门的软件中心，进行研究开发。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广东核电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贺禹表示，我国核电至今没有形成符合先进标准要求、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核电技术品牌，在知识产权、专有技术等一些关键环节仍然受制于人，在国际市场竞争中缺乏足够的话语权与主动权。

“目前除重大专项协调机制外，核电科技开发和自主创新都主要由企业自主开展，缺乏国家层面的统筹协调。”贺禹说。对此，他建议一方面要建立核电自主创新的高层协调机制;另一方面企业要加快形成自主知识产权。

监管法规机制尚待健全

这条“生命线”的另一头，是核电监管。

在核电建设“休眠”的这两年间，我国核电的监管机发生了不小的改变，主要表现在监管机构的设置和人员配制上。据王炳华介绍，国家能源局新设置了核电司，并拥有16个人的编制，以加强行政管理。国内核电监管机构——国家核安全局则增加了近1000人的编制。

“但这还不够，”王炳华说：“以美国为例，美国核管理委员会有近3300人，此外还有相关技术支撑机构的3000多人——总共6000多人从事核安全监管。另外，与我国的国家核安全局隶属环保部不同，美国核管理委员会直接隶属国会领导，负责核能领域的监管。”

未来我国应如何进一步加强对核电行业的监管?王炳华建议相关监管部门和队伍快速形成独立评审能力;中央政府应继续加大对核安全监管资源的配置，包括人员和必要的资金。此外，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核物理学会副理事长朱志远建议完善核安全立法，做到核安全监管有法可依。